盛世幽灵:《叫魂精密过滤: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天平 星徽2号 评论

[ 摘要 ]《叫魂》的写作最初源于对清政府内部通讯体系的研究,但最终体现的,是他对于“政治权力限度问题”的关心。这一关心是与整个“大恐慌”相关的:“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 1768年的中国大地上,大清朝正经历着其蒸蒸日上的“盛

[摘要]《叫魂》的写作最初源于对清政府内部通讯体系的研究,但最终体现的,是他对于“政治权力限度问题”的关心。这一关心是与整个“大恐慌”相关的:“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

盛世幽灵:《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1768年的中国大地上,大清朝正经历着其蒸蒸日上的“盛世”,然而与此同时却有一些亦真亦幻的“盗魂者”刮起了一场席卷整个社会的妖风,百姓、官僚、乃至君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无不深陷其中。

“叫魂”指的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妖术:它通过发辫、衣物乃至姓名得以盗取人的灵魂来为自己服务,而被盗者会立刻死亡。作为研究的主题,“叫魂”似乎也有一种魔力。借助这一事件的棱镜,孔飞力展开了不同版本的故事:民众对于妖术的恐惧;皇帝逐渐确信其谋反性质;官僚试图应付上下的压力。在对故事细致入微的叙述中,他揭示了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乃至角色心理之间的深刻关联,从而达致了对于宏观图景的丰富把握。

但是孔飞力并非是将以上这三个版本的故事并置,或是探讨不同社会群体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认识。整个事件和整部著作的整体性在于:“叫魂”作为一个独特的主题,唤起并汇聚了盛世之下的恐慌力量,这股力量在制度运作中被推波助澜,又最终偃旗息鼓。这是一个有关权力失却、权力攫取与权力限制的故事。

一、叫魂恐慌:民众与皇帝

“叫魂”这一主题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将社会上下两极的恐慌汇聚在一起:“皇帝和普通百姓似乎分别抓住了一个爆炸装置的两个把手。”[1]叫魂者不仅游荡在平民百姓的家门前,实际上也作为幽灵游荡在皇帝的宫廷之中。基于此,“叫魂”(soulstealers)具有双关的意味,对应着双重的恐慌。

这双重的恐慌为我们揭示了盛世之下的阴暗面: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权所面临的潜在威胁。

1. 民众:生存压力与陌生人

从表面上来看,18世纪的中国确是空前的盛世:百年的和平与17世纪的作物引进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长,白银从美洲大量流入,区域性市镇发展起来,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甚至引发了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江南地区,乡村与市镇的联系更为紧密,已经出现了商品化的农作物生产和专门化的市场。

然而1768年却是一个微妙的时间点。白银供应的增长尚未缓解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压力,稻米价格飞涨;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自由化伴随着买方市场,总有人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

伴随着生存压力的增大,三角洲与贫困山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导致大批人口的向外和向下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2]“陌生人”开始涌入社区,游方僧、道士和乞丐被民众视为一种未知的危险,而这一群体,恰好也是“叫魂”幽灵的主要成员。

但对“叫魂”的恐惧还来自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们认为躯体与灵魂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魂”有可能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力量偷走。而“头发、衣襟乃至名字”等有效中介物又使得法术摆脱了社区关系的限制,成为了一种陌生人也可以施展的“妖术”。

这些现实的与信念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状态:一个社区里游荡着不明来历的陌生人,携带着摄人魂魄的力量,这些力量加剧着社会经济生活本身所蕴含的不安全感,成为群众歇斯底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2. 皇帝:合法性焦虑

乾隆的身份具有二重性: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的皇帝,他不得不将政权建立在普遍承认的道德之上;但作为满族的首领,他又必须发扬和保护满族的种族特性。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使得政权合法性问题成为他的最大焦虑,而谋反、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则成为他最为关切的问题。

“叫魂”事件所包含的因素几乎触动了皇帝每一根敏感的神经:

“剪辫”与谋反。“辫子”作为清代最为鲜明的种族意象,在建国之初就由“削发令”发展出一场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叫魂法术中的“剪辫”虽看起来并无这种意图,但是这一符号凝聚种族情感、制造社会动乱的强大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

盛世幽灵:《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满清削发令:“留头不留发”。

“江南”与汉化。叫魂“发源”的江南是中华帝国最为富庶的一片区域,同时也是汉文化最为深厚的一片土壤。皇帝对于江南和对于汉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直接导致到他对该地区官员的深刻猜疑。

“叫魂”甚至直接触及到了“上承天命”的普遍合法性。一方面,国家权力的神圣化意味着清廷需要对自己同天国进行交流的特殊权力予以特别的保护,同时也应对别人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的行为进行控制,但是叫魂的出现使得这样一个局面出现了裂痕。另一方面,“叫魂”所引起的民间恐慌如同天象,是上天不快的迹象和手段。作为手段,它必须被小心谨慎地对待。

如果说生命是百姓之魂,那么合法性就可以说是政权之魂。民众与皇帝的焦虑虽然如啻天壤,但是却具有相似的恐惧机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结;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叫魂”所触发的恐惧使得这个虚幻的幽灵具有了真实的力量。这幽灵如此可怕,它不仅迫使普通臣民去残杀生灵,也驱使一位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破坏性甚大的除妖运动。

3. 真实的替罪羊

最终是“真实”的僧道乞丐为叫魂的“幽灵”埋单。为何这一时期的乞丐,以及没有具体所属的下层和尚道士会成为幽灵的“替罪羊”?

对于这些“叫魂者”自身而言,他们的处境或许只是一个时代特定状况下的悲惨遭遇;对于官方而言,这些游离于社会机构之外、无法登记在册的人员意味着“不受控制”的危险,也意味着对普遍价值“离经叛道”的危险;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是陌生人,与死亡和污秽接触的不洁的人,有可能对习俗礼仪造成破坏的人,拥有妖术的邪恶的人。他们既是最可能被指控的群体,也是最易遭到攻击的群体,因而孔飞力断言,僧道成为替罪羊,是国家上层与民众合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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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乞丐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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