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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至2005年,所谓“艾滋针扎人”的传闻不断出现 去年三月中旬,中国人抢购盐成为一大景观 盗肾传闻中外均有,经久不衰 非典时期,因市民抢购,板蓝根批发价暴涨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胡丹青 自3月中旬开始,“谣言”成为舆论关键词。接下来的

从2001年至2005年,所谓“艾滋针扎人”的传闻不断出现

去年三月中旬,中国人抢购盐成为一大景观

盗肾传闻中外均有,经久不衰

非典时期,因市民抢购,板蓝根批发价暴涨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胡丹青


自3月中旬开始,“谣言”成为舆论关键词。接下来的一个月,《人民日报》连续刊登文章十数篇,阐述“谣言”的无穷危害。4月16日,更整理出近年十大网络谣言,继而呼吁民众,要“自觉抵制谣言传播”。
2011年2月10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化工厂的一名送土工人,发现一车间冒热气,因此打电话通知朋友,“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由此传播开去,最终引发了“万人大逃亡”,还有人因此而丧生。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发生9.0级地震,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当天中午,浙江省杭州市某数码市场的一位网名为“渔翁”的普通员工在QQ群上发出“储备食盐”的倡议,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辐射恐慌和抢盐风波。
一条“别吃橘子”的短信在坊间传播,随即成为媒体报道的“蛆橘事件”;一名大学生在百度贴吧发布一则未经证实的针刺消息,引发了网友的转发及恐慌;为了“点击率”,一网友散播“非典”重来的谣言……
在《人民日报》的详尽梳理中,不难发现谣言所滋生的领域都与公共事件相关,近者涉及平民百姓最切身的人身安全、食物安全,远者则与国家命运及某些政治因素相联系。事过境迁,曾经满天飞的传闻大多并非真实,但为什么不少人仍然会在下一次谣言到来的时候,倾向于“宁可信其有”?
在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看来,民间话语在没有渠道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用手法。
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伟杰则认为,谣言之所以盛行,正是它集中了现代人潜意识中的某种恐惧,而这种恐惧是多年累积的,非一时一刻产生。
从广州的“劳改犯大暴动”
到江淮的“毛人水怪”
坊间对谣言的热衷绝非始于今时今日。在一些学者看来,今天网络平台所带来的信息畅通与及时沟通,反而有利于谣言的瓦解,而在过去相对封闭的社会中,谣言产生的影响更为巨大。
1967年8月,广州。当武斗进入高潮之际,一则骇人听闻的传言,在市民中一传十,十传百。传言称,一批城外的“劳改犯”大暴动,他们持有机关枪,将会很快进入广州市区。消息传来后两派即时罢战,但整个广州城却处于更加恐慌之中。
当时,广州市民的神经,在经过几个月的动乱后,早已脆弱不堪,哪怕风吹草动,也会诱发天崩地陷的反应。大街小巷随即炸开了锅。市民们冲上街头,组织联防,狂呼“打劳改犯”的口号。传言所到之处,街头巷尾都筑起防护工事,修上木桩排栅。入黑时分,这些闸栅就会加锁,禁止出入。
当时,市民们先是将商店中所有能吃能用的商品都买光,然后拿起了手边的冷兵器随时准备自卫。晚上时有“劳改犯来了”的喊声传出,各家各户即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自发组织起来的街道联防队,则拿起水管、长矛、菜刀等武器上街护卫。往往在第二天就宣布昨天打死了多少个“劳改犯”,并将打死的“劳改犯”吊在电线杆上或大树上示众。时值盛夏,涂着“劳改犯”印记的尸体曝晒发胀,形状恐怖。
据文史专家叶曙明的近年调查,传闻中的“劳改犯”其实是一些流落广州无家可归的外地人,如乞丐、流浪汉、串联的学生、工人和夜里上岸入城的外乡农民等。另外,一些精神病患、小偷及原来就被视为被专政对象的人,如工读学生、偷渡者和四类分子等等,都成了打击发泄的目标。
8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上京各群众组织代表,明确表示要控制武斗局面。很快,广州市区的秩序随着武斗的结束而稳定下来。打杀“劳改犯”的联防在持续约一个多月后渐入尾声,栅栏街垒亦随后由群众自行拆除。
上世纪50年代,江淮附近的很多民众生活在对“毛人水怪”的恐惧中。谣言称,“毛人水怪”挖人眼、扒人心,变化多样。发展到后来,这些“毛人”竟变成由政府派出,专门“要人眼、人心、奶头、卵蛋”“送苏联造原子弹”……
李若建教授的研究指出,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谣言。根据已经查阅到的文献资料,谣言从1946年开始,传播了10年之久。在1953年-1954年的高峰期,水怪的谣言跨越了江苏、安徽和山东三省,涉及上千万人。
如今,“劳改犯”和“毛人水怪”从半个多世纪前来到新时代的网络平台,化身成橘子里的白色病虫、化工厂车间冒出的热气、传播艾滋病的毒针、用于制作牛奶的皮革,或是进京的军车,继续活跃在人们口耳相传之间。
“一个不安的社会,传言特别容易出现”
2003年,李若建明显感受到了SARS传闻中的恐慌,这位一向对中成药敬而远之的教授,也认认真真地储存起板蓝根。这令他产生了研究中国谣言的念头。
当时,安徽太和县的一口废弃多年的污水井被传为“神井”,具有抗击SARS的作用,吸引不少民众前往烧香许愿、取水,最多时一天多达3000人。
是年4月1日,歌星张国荣跳楼身亡。与此同时,有两条消息在香港不胫而走。一则是时任特首董建华和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辞职,另一则是香港行政长官宣布香港已成为SARS疫埠。
前者的消息发布者是当时正在就读大学的林辉。据他回忆,当时他是出于愚人节玩笑的需要编写了一段新闻,并在结尾加上“愚人节快乐”的字样。4月1日凌晨,林在ICQ上转发给自己的朋友。传闻迎合了当时香港社会的某种社会心理,随之被疯狂转发,得到迅速传播。
在看到林辉撰写的消息后,一名14岁男童也模仿起来。他从《明报》新闻网站下载新闻网页,将内容重新修改成另一篇新闻稿,指香港行政长官宣布香港已成为疫埠。
他将新闻稿放入自己个人网页,并当作愚人节笑话向网友发放。消息传开,香港市民信以为真,部分地区一度引起恐慌性的抢购潮。直至卫生署署长公开澄清谣言,事件才得以平息。由于事件引发社会恐慌,男童事后受到警方调查,之后被定罪,被判接受社会福利署监管12个月。而针对政治人物开玩笑的林辉,则没有被起诉。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SARS,大家更害怕它会进一步恶化下去,”林辉分析,“因此,当有人说香港要成为疫埠时,大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相信,并转化为行动去超级市场抢购。”今天,当林辉再次谈起这件往事时,他更为关心的是谣言盛行的背后因素,“一个不安的社会,传言是特别容易出现的。”
8年后,李若建的研究整理出版在即,恰逢日本地震引发核辐射恐慌,市面出现抢购食盐的风潮。得知消息后的第二天,他到住所附近的商铺看看能不能买到食盐,结果一无所获。“在广州这么一个大都市,社会在一个谣言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当时,他如此感慨,并在其著作《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一书中指出:当民众感到利益得不到保障时,谣言往往应运而生。
“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
也可能改变历史”
在学者章立凡看来,“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亡于二代的秦帝国始终为“亡秦者胡也”一类的谣言所困扰,而另一则“陈胜兴、吴广王”开启了传统中国社会变革中利用谣传的传统。
法国大革命从开始走向暴力激进,每一步都离不开社会谣言的流传推动。它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善于利用“恐怖式谣言”而运动群众,最终他本人也毁于谣言的风暴。
1768年,一则关于妖术的谣言竟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影响波及数千万人。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孔飞力在其《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指出,乾隆皇帝恐惧的并非谣言本身,而是谣言导致的社会集体心理波动与行为变异。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谣言案的深入观察,乾隆皇帝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在常规领域失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
上述种种,都对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成威胁。最终,乾隆皇帝残酷查处了“叫魂案”,发起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遍地人头。
1891年,中国士大夫利用谣言煽动起民众剑指西方在华传教士。在谣言里,这些外国人被描述为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迷奸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等等。最终,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也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
“艾滋病患者用毒针扎人”
传言演变成连续剧
“历史中充斥着太多谣言,有些被当场击毙,有些则轻松逃脱,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演变成都市传奇或历史神话。都市传奇是谣言的连续剧。”专栏作家宋石男认为,谣言不但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历史的。“譬如针刺狂的谣言,1922年在法国巴黎一度盛行,80多年后在中国大陆又化身‘艾滋针刺狂’的传说不胫而走。”他在2011年曾撰文写道。
据媒体称,“艾滋针扎人”传言起于2001年的天津。天津公安机关把其列为一号案件,出动了数百名警员,全力以赴组织破案。“艾滋针犯罪”的影响就这样在满天飞的传闻和人们的恐慌中蔓延。据说,当时在不少天津人的身上都出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行为养成了一种“四顾”的习惯。随后,当地警方调查后盖棺定论:“犯罪嫌疑人用扎针传播艾滋病一说,纯属骗人吓人。”谣言由此而平息。
2002年5月上旬,“扎针”传言“袭击”广州。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广州火车站附近连续发生多起不法分子手持针筒,威胁“注射艾滋病毒”的案件,一时间造成旅客极大恐慌。
同年9月29日上午,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和广州铁路公安处联合举行宣判处理大会,对抓获的不法分子进行公开宣判。判决内容显示,这些犯罪分子来到火车站附近后无以为生,听说了北方“艾滋病人用针筒扎人”的传闻后,由此想到了以此为威胁抢劫钱财。至此,“艾滋针扎人”谣言在广州暂告一段落。
在2005年艾滋病日之后不久,艾滋病患者用毒针扎人的传言再次出现,并以手机短信、网络等途径传播。类似的传言更是遍布各种论坛,尤以粤语论坛为甚。消息还标示了广州一些“扎针”多发路段,甚至言之凿凿地提供了因此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数据。
此次谣传更涉及上海、深圳、福州、温州、南京、西安、银川、济南、兰州、南宁等大城市。后各地相继辟谣。
荒诞盗肾故事,源自退稿电影脚本
“同事老公的同事的孩子,前几天爷爷奶奶带着出去玩的时候丢了!几天后孩子又出现在小区门口,兜里装了6000块钱,眼睛直愣愣的,一查,眼角膜被摘了。”2012年3月28日,一则这样的信息出现在微博上,引起众多网友的转发和讨论,但很快就被证实是谣传。
几乎同一时间,小孩被拐走并被摘除器官的传闻盛行香江,导致家长人心惶惶。自今年初起,不少香港父母都收到来自朋友的短信,称内地人到香港拐走小孩,为内地受三聚氰胺影响的小童换肾,并说已在多处发现被切除肾脏的小孩遗体。接到多宗举报的香港警方后证实大多为网上误传,或误会,目前并无一宗个案有实质证据显示涉及拐带。
曾因一则愚人节玩笑变成谣言始作俑者的林辉,强烈感受到网络传闻的威力,这一次,他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多次撰文质疑此事。他认为:“当我们把拐带事件看作一股风潮,无论真伪,我们每一位家长、小朋友、警察都付出了更多代价。如果我们围绕着一个不存在的事情,就更无谓了。”
然而对于长期以来不绝于耳的器官买卖传闻,人们虽将信将疑,却一直处于担忧与恐惧之中。盗肾传闻就是其中一例。据资料显示,盗肾传闻最早出现在美国。这个一开始通过电子邮件传播的故事声称,一个出差在外的商人到酒吧喝了一杯之后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盛满冰块的浴缸里,而浴室镜子上的一段留言则提醒他立即拨打911报警电话,否则会有生命之忧,随即他发现自己双肾均被切除。
据美国器官资源共享中心官方网站的一篇文章称,偷肾新闻和吸血鬼传说及“猫王”再现传闻一样,经久不衰。1991年4月,美国《华盛顿邮报》首次刊登一篇关于偷肾流言的调查报告,作者顺藤摸瓜,追根求源,终于发现,偷肾故事原来出自一部被退稿的电影脚本。
而在中国,除了报警电话换成了120外,其他剧情大致相同。有评论认为,传说背后所反映的,是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的不健全,器官捐赠供不应求。这些才是荒诞“谣言”能让人信以为真的前提。
谣言止于信息的真实、及时和公开透明
一次次谣言过后,人们或许只是一笑而过。但其实,无论古今中外,当人们的不安情绪再次集体爆发时,谣言又可能复活。
而马伟杰教授则认为,谣言之所以盛行,正是它集中了现代人潜意识中的某种恐惧,而这种恐惧是多年累积的,非一时一刻产生。
在“非典重来”的传播中,勾起了人们对当年信息不公开导致恐慌的集体记忆。失踪孩子眼角膜被摘除的传闻,则是儿童拐卖事件和器官买卖传言的结合品。而一些突发事件中的谣言,如“钱云会是被谋杀的”,体现的是当地严重的官民矛盾。
“谣言恐怕不会止于智者,更多的是止于信息的真实、及时和公开透明。”李若建指出。而同时有分析认为,当一个消息散布后,人们没有对其进行讨论、分析,就会更容易相信。在网络平台上,谣言经过人们讨论、集思广益则没有那么容易传播。相对而言,那些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单向传播的谣言,令人无从辨别真伪,也更具有迷惑性。
在人口密集、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都市传闻的出现无可避免。“问题是政府、媒体,或者整个公民社会怎样可以令这些传言在变成祸害之前去停止它。”
朱绍杰、胡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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