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摩鸿海精密股票诃婆罗多》的世界

天平 星徽1号 评论

如今,印度电影、舞蹈、瑜珈盛行全球,一切都可追溯到一个源头、一部经典,那就是《摩诃婆罗多》。某一天,如果你对某部印度电影中出现的某个人名迷惑不解,答案,或许就在《摩诃婆罗多》中。中文版《摩诃婆罗多》译者之一郭良鋆甚至认为,如今印度IT产业

如今,印度电影、舞蹈、瑜珈盛行全球,一切都可追溯到一个源头、一部经典,那就是《摩诃婆罗多》。某一天,如果你对某部印度电影中出现的某个人名迷惑不解,答案,或许就在《摩诃婆罗多》中。中文版《摩诃婆罗多》译者之一郭良鋆甚至认为,如今印度IT产业发展如此迅猛,2000年前的《摩诃婆罗多》留下的文化动力不可小觑


 

  穿过文字的迷障,有多少箴言将跨越民族、国度和文化,直指人心?在一门早就死去的语言中,还有多少故事能再度震撼我们?这些问题似乎过于沉重,也过于宏大,却正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试图解答的问题。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总长达十万颂(诗节),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总和的8倍,熔哲学、宗教、律法、政治、伦理思想于一炉,印度梵文学者苏克坦卡尔将其定义为“印度的集体无意识,我们的过去,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过去”。
“法、利、欲和解脱,婆罗多族雄牛啊!这里有,别处有,这里无,别处无。”史诗曾无比骄傲地宣称:“它想把人类所有智慧都归纳其中。”中文版《摩诃婆罗多》项目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宝生认为,《摩诃婆罗多》的生命一直延续到现在,影响了整个民族的习惯、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而西方学者也早有共识,若不能理解这部史诗,“就无法理解印度文化”。

争斗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四世纪的印度,小国林立、纷争并起,君臣各自为战,寻求兼并之道。“列国战争时期,往往是产生智慧的时代。”黄宝生把印度这一时期比作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斗争产生英雄人物。通过史诗或歌,人类总结历史经验,积累智慧。”

  尽管《摩诃婆罗多》的作者标注为“毗耶娑”,它却不是一部由一人写就的作品。事实上,我们甚至无法断言这位“作者”是否真实存在。他是史诗中的一个人物,作为长者目睹和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专家设想,开始的时候,《摩诃婆罗多》只是一部描写婆罗多族大战的史诗。俱卢族与般度族为争夺国土而进行的血腥战斗,是它的主线。在漫长的800年中,历代游吟诗人的传播与增益,为其加入诸多睿智的观察,使其逐渐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战争的背景加深了诗人的痛苦和忧虑,也使这部作品焕发出别样的光芒。“殚智竭虑,对于人乃至人以外的一切生物的生存意义进行不倦的思考,是印度固有的传统。这种努力,令人佩服。”《摩诃婆罗多》译者之一葛维钧说。
如同古希腊史诗中,战斗的每一方都有神的帮助,发生在婆罗多族内部的这场争夺,同样神人交杂。战争双方的英雄都是神与罗刹的化身,以人类的方式行动。因而,这场大战在印度人的眼中,更像一场神魔大战,是神托身代表正义的般度族一方,歼灭多为恶罗刹转世的俱卢族一方。只是在现代人看来,它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的争斗,发生在神的世界里的一切,不过是人间战斗的延伸罢了。

困境

  每个民族都曾幻想自己有过一段黄金岁月,衣食无忧、平等快乐。之后,随着正法式微、争斗纷纭,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摩诃婆罗多》将主要情节的发生时间,定位在二分时代与争斗时代之间。“史诗将时代划分为圆满时代、三分时代、二分时代、争斗时代。所谓三分时代,是指正义所占比例只剩四分之三。到了二分时代,正义就只剩下一半了。”黄宝生说,时代正要走向无穷的争斗,“所以他们在斗,正义与不正义在斗。”

  事实上,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只是一个遥远的彼岸,不可企及,今日现实的人类会明白,我们永远处于正法与争斗之中,只不过“有时候正法占主导,有时候争斗占主导”。“马车变成汽车,依然是车辆,弓箭变成导弹,依然是武器。仔细想想,现代社会依然如此,基本的人性、社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当时产生的问题、矛盾、悲剧,现在仍然没有解决。”黄宝生感叹说,《摩诃婆罗多》让他感受到诸多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问题《摩诃婆罗多》将它们演绎出来,并告诉人们如何运用智慧应付困境。”

  大多数时候,《摩诃婆罗多》告诫人们,要依从正法,恪守道德。黄宝生将印度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黑天视作体现其核心思想的人物之一,“从操作层面来说,黑天代表了实际生活中应有一种正法。所谓法,就是社会生活中的正义的规则。这是大家需要共同遵守的道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刘安武认为,正法可以阐释为“天职”。“一个人在社会中,作为儿子的天职是孝敬父母,作为士兵的天职就是作战。每个人都有多种身份,拥有多种天职。天职、正法是约束每个成员的。”

  当般度族五兄弟之一、精通箭术、威武智慧的阿周那将要与俱卢族将领作战的时候,他动摇了。这是一场族内的战争,他在阵营的另一方看到自己的堂兄弟。“看到自己人,黑天啊!聚在这里渴望战斗,我四肢发沉,嘴巴发干,我浑身颤抖,汗毛直竖……打仗杀死自己人,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渴望胜利,黑天啊!我不渴望王国和幸福。……”这时候,在阿周那忧伤的目光中,黑天为开导他,在《薄伽梵歌》里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薄伽梵歌》后来成为印度教的经典,也是印度哲学的重要篇章。黄宝生认为,它推崇的核心思想,在于人生要从事行动,但不要执著于行动的成果。
几乎所有古典时代的英雄都带有悲剧的特征,多重天职所构成的困境让他们陷入无法自拔的矛盾与痛苦中。俱卢族大军统帅迦尔纳,是般度族五兄弟的母亲贡蒂的私生子,却从小被抛弃,车夫之子的身份使他地位低下、贫穷,直至有一天在校场被俱卢族长子难敌封为盎伽王。当他有一天终于得知自己身世,他已经站在与兄弟敌对的阵营里——“持国之子(俱卢族)让我随意享受一切,始终尊敬我,我怎么能不报答?……现在正是仰仗持国之子生活的人们报效的时刻,我应该不惜生命尽忠报恩。”迦尔纳遵守了为持国战斗的诺言,也遵守了只与阿周那交战的诺言,他死在阿周那的箭下,为了“维护善人们应有的仁慈行为”。

誓愿

  在一个没有纸上协议的时代,诺言往往有很大的约束力。“印度古代的道德信念是很强烈的,他们绝对不违背誓言。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他们的正法,是必须追求的最高理想。”郭良鋆举例说,史诗中有位英雄名为毗湿摩,为满足父亲的愿望,发誓永不做国王并永不娶妻生子:“毗湿摩的意思就是‘伟大的誓言’”。

  “立誓后一定要兑现,是一种原始风气、一种英雄气概。”黄宝生说。古代印度人相信,违背誓言将使功德受损。战争胜利36年后,般度五子跟随黑天升天,阿周那倒在雪山上,般度解释:“阿周那说过:‘我会在一天之内毁灭所有敌人。’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位骄傲的勇士现在倒在地上……想要获得繁荣的人应说到做到。”

  “但怎样实现自己的诺言,却很复杂。因为社会本身很复杂,有些表现上是正法的,实际上并不合理。”黄宝生介绍说,史诗的《和平篇》中除了一篇《王法篇》外,还有一篇《危急法篇》。“譬如说正义的一方处于弱势,片面讲求正法,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危急法篇》所说的,就是正义处于危急的情况下,不能教条地按照规则行事。这时候,就要运用智慧。”

  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在理论上截然分明,在现实中,它们远没有一道明晰的界限。比如在般度族无法战胜俱卢族统帅德罗纳时,代表正法的般度族长子坚战采取黑天的意见,向德罗那谎称他的儿子马嘶已死,万念俱灰的德罗那放弃了战斗。
“《摩诃婆罗多》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洞察人类生活各种复杂情况,看到了社会的残酷性、复杂性,不是条条框框所能解决的。”黄宝生认为:“社会需要法则,也需要应付不同状况的智慧。

”咒语

  古代印度人确实相信,道德能产生一些非凡的力量。在《摩诃婆罗多》中,一些经过苦行修炼的婆罗门仙人,甚至有超越神的能量。“婆罗门仙人会由于某些人做了不合适的事,发出诅咒。这是早期的巫术思想,人们认为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愿望达到某种目的。”黄宝生把它看作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摩诃婆罗多》中最大的诅咒发生在战后,持国王和王后甘陀利失去了所有的儿子,悲伤之余,甘陀利诅咒黑天说,36年后,黑天的家族也将遭受同样悲惨的命运。36年后,诅咒应验,黑天家族内部一场混战,最后也毁灭了。“她的诅咒是有道理的,黑天要为这场灾难负责,报应就是你自己的家族也会得到这样的报应。”
“从书的描写来看,诅咒并不是贸然作出的,往往是事情做得不对,就会遭到惩罚。某种意义上说,诅咒有一种警戒的作用,能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黄宝生认为诅咒在书中也逐渐过渡为一种象征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描写说明其中的因果报应。这是印度古代朴素的因果报应思想,不仅是前世原因后世报,还是现世原因现世报。”而这种业报观念,如葛维钧总结的:“千百年来,始终制约着印度社会的道德伦理生活。

”战争

  婆罗多族大战进行了整整18天,两族将士在战争中伤亡殆尽,妇女如游魂般失魂落魄地在战场上寻找和拼接丈夫的尸体,绝望弥漫天际。战争最后的残酷气息中渗透着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妇女们为俱卢族毁灭悲痛,高亢的哭喊声震撼众生。这哭喊声听来像是时代末日众生遭到焚烧,众生也觉得也许到了世界毁灭的时刻。”

  传述《摩诃婆罗多》的诗人们感觉到,在那个时代,战争不可避免。“在正法或义务面前,一个人应当舍身忘死地去打仗,而不计后果如何。”即便如此,刘安武仍认为,《摩诃婆罗多》还带有浓郁的反战思想:“战争总是对社会造成很大破坏。在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人们总是要用慈悲的思想反抗战争的思想。”

  刘安武说,在《摩诃婆罗多》中,还有约束战争的思想,这正是中国经典缺乏的。《三国演义》讲兵不厌诈,故而我们看到史诗中的战斗会感到好笑:“战争双方达成协议,晚上不打仗,而且严格规定骑兵对骑兵、步兵对步兵、马兵对马兵的规则,马兵不能打步兵,骑兵也不能冲步兵。”

  权利争夺存在一天,战争的危机就无法消除。反战,从来都是弱者、受害者的愿望。“不能制止战争的时候,就要约束它的破坏力。这是《摩诃婆罗多》中的宝贵思想。”刘安武说,这种思想在当今仍是很可取的,目前的一些国际公约,就是为了防止盲目的仇杀。

 

关键词:传统与差异

 

  《第一财经日报》:《摩诃婆罗多》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等,同称为“史诗”,作为史诗,它与西方史诗有何不同?

  黄宝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习惯使此词(史诗)变成专指对英雄冒险行为的诗体叙述”。这是西方传统的史诗观念,史诗只是英雄史诗。《摩诃婆罗多》也是一部以英雄史诗为核心的长诗,总长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总和的8倍。但它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英雄史诗的范畴。其中有大段的说教,还有不少纯哲学的篇章。它容纳了印度古代哲学、律法、政治、伦理、宗教等各方面思想,等于是印度古代的百科全书。

  《摩诃婆罗多》对话体的叙述方式,决定了它开放型的结构。两人的对话中,可以不断插入插话,话中还可以套话,相当自由。而西方的史诗,一般是按照人物线索叙述的。
《第一财经日报》:印度有史诗而无历史,中国有历史而无史诗。

是否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

  黄宝生:从汉语上理解,史诗是写历史的,但史诗所写的是与神话传说结合的历史,是神话化的历史。即使有历史,经过千百年的传说,也变得神话化了,看不到原来的历史了。他们没有历史记载,也没有纪年。现代印度历史的研究,很多是依赖当时玄奘等人去印度时记载下来的时间,前后推算,得出比较准确的历史。

  在古代,印度人主要通过口传的方式保存文献。他们想象力丰富,这正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编年史在中国发源很早,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强,历史记载得太清楚了,就没有空间创造神话。有其长必有其短。两国的文化差异很多,后来,中国吸收了佛教经典,是文化互补,将中国人缺少的想象力和抽象思辨能力吸收进来。之后中国的长篇小说,像《西游记》等,才慢慢发展起来。
《第一财经日报》:《摩诃婆罗多》中也写到很多神和英雄。

他们与古希腊、中国古代的神有什么不一样?

  黄宝生:《摩诃婆罗多》的神是印度教的神,是与印度教义结合的神。其中描写的英雄是受正法约束的,恪守正法、恪守人类道德规范的英雄是最好的英雄。神与英雄相应,它不是我们想象中完美的神。人类有恶的方面,在神那里也会有所表现,但并不突出。《摩诃婆罗多》主要突出神的威严,超人类的方面。它有人性也有神性,属于人神混合的一种状态。

  古希腊的神表现恶的方面比较多,它常常为非作歹、乱来一气。而中国神话中的神几乎全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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