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军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如何治海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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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海军历史学家,马幼垣对于北洋海军的失败有着深深的痛惜,对导致这种失败的领导者有着强烈的抨击,这和国内史学界动辄用“爱国将领”之类术语来主导历史研究,形成鲜明的反差。 姜 鸣 在中国近代海军历史研究者队伍中,有个突出的现象,就

作为一个有深度的海军历史学家,马幼垣对于北洋海军的失败有着深深的痛惜,对导致这种失败的领导者有着强烈的抨击,这和国内史学界动辄用“爱国将领”之类术语来主导历史研究,形成鲜明的反差。

姜 鸣

在中国近代海军历史研究者队伍中,有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几位重量级的学者,都是业余玩票的“票友”,他们不在历史研究的专业机构供职,却将海军史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其年轻的代表为陈悦,而年长者,非马幼垣先生莫属也。

我是在2000年威海的一次北洋海军史的学术会议上初识马幼垣的。那时,他刚从夏威夷大学退休,又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我却不知道他的本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更不知道他专攻的方向是《水浒》。我们兴致勃勃地聊天,听他介绍他搜集的各类西文的海军史资料。当时,我已拜读过他在1994年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法人白劳易于日本三景舰的建造》,觉得他对世界海军舰船的沿革和掌故颇为精通。2004年,我到香港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推广活动,在南洋酒店的鹭鹭餐厅与他还一起吃过饭。

和马幼垣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也常常收到他从海外寄来的论文。2009年,收到一本寄自台湾的精装厚书《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台北,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是他近年海军史研究的论文汇编,兴致勃勃地捧起来阅读,厚厚的六百余页,竟一口气全读完了。最近这部书,中华书局又出了简体字版,整个版式与台版一模一样,只是分作两册,开本的上下边切得略小几毫米,没有原书大气。但一本学术著作,能在两岸都出版,还是值得庆贺,对于大陆的学人和读者来说,读一下马幼垣的大作,能加强对中国近代海军史的了解,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在世界近代海军发展历史中位置的了解,都是很有益处的。

马幼垣的论文,篇幅浩瀚、内容洒脱而随意。他自己说:“我写学术文章向主尽所知而为,不肯受制于长度的框限,文章即使写到六七万字,仍坚持要把话说完才收笔。”他考据入微,对于所论课题,能广泛引用史料,尤其是外文史料,这些恰是目前大陆学者所不足的地方。

比如研究甲午战争时“镇远”舰上的洋员帮带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以往国内学者对此人的了解,先见于林乐知择译《中东战记本末》(上海图书集书局,1896)中辑入的“美麦吉芬游戎语录”,后有张荫麟先生1931年所译《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录》(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中英籍洋员戴乐尔(即张译所称之泰莱)对他的记叙,再从1936年出版的《海事》杂志第10卷第3期中,找到《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但几十年来,进展不多,对马吉芬来华前的经历,几无所知。马幼垣详考了马吉芬的生平大略和性格特征,发现这位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性格好动,顽皮透顶,捣蛋最精”,甚至可能是“这所学院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捣蛋星君”。他学校毕业后就失业,1885年跑到中国,在李鸿章手下当差。马幼垣研究了马吉芬的侄媳妇马芬妮(Lee Mcgiffin)依据马吉芬家书编纂的传记,指出马吉芬当年在家书中讲述的关于他在北洋海军的见闻和活动,真假混合,“编起故事来,不计老本”,是个说谎大王。此公在甲午战争之后返美,发表了海战记事文章,随即被西方军事评论家争相引用,马吉芬的声誉也由此文而起,连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1905),也将其收入。但中方对此,毫无关注,直至1930年代,才弄出简略的提要(发表于《海事》杂志)。再往后,台湾退休海军将领郑天杰、赵梅卿在《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中(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79),依原文翻译出来,也未得到更多大关注。1996年出版的《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7册),所收录的马吉芬海战报告《鸭绿江外的海战》,竟然还是转译自日文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对此,马幼垣感慨地写道,百年前,日本人找马吉芬报告原文毫无困难,但对大陆学者而言,直至今日,竟仍是绝难一见之物。

马幼垣为收集原始史料所下的工夫是令我钦佩的。早年,台湾著名铁路工程师凌鸿勋在《詹天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1961)中提到詹天佑曾参加过甲申中法马江之战,史料来源是“上海晋源西字报一八八四年七月初五日”,为了找到这张“上海晋源西字报”,他花了十几年的工夫,终于搞清楚其英文名为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即通常称作《晋源西报》或《上海差报》,他又托我在上海图书馆寻找此报。我拜托复旦大学历史系陈绛老师代为查检,陈老师找到原文后,因上图不让复印,竟代为抄录全文。我将抄件寄给马幼垣,他自己也通过其弟马泰来获得了该报道影印件。2004年,马幼垣写出《詹天佑曾否参加甲申中法海军马江战役问题平议》,他在文中说:“史学虽不是史料学,但治史不可说出超越材料允许的话,故资料如何配备始终是成败的关键。此文的筹备长逾四十年,原因即在此。”一个严肃学者的甘苦其实全在其中了。

马幼垣治海军史的特长,更多体现在对于世界海军的广博视野和对军舰发展的了解之上。他的《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一文,首先讨论“平远”舰仿自何种军舰。当初,船政大臣裴荫森上奏提出建造计划,史学界,包括我自己,通常均使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第311页的标点,为德国军舰“柯袭德士迪克”、“士飞礼”、“则唐”。我相信了《洋务运动》的标点,也用这几个舰名去查找过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之类海军工具书,无法对上,但也没有深究,只是如法抄录。其实这里有文字和标点错误,福建师范大学林庆元先生早在1984年已经做过考证,但却未引起学界的关注。马幼垣不仅指出了林庆元的研究成果,即仿制的军舰应当为法国军舰“柯袭德”(Cocyt )、“士迪克士”(Styx)、“飞礼则唐”(Phlegeton),还进一步考证出这三舰属于法国“黄泉”(Ach ron)级装甲海防炮舰及其设计特点,从而推断福建船政的造船工程师——他们是船政学堂培养的第一批学生,也是清政府派往法国学习造船的第一批留学生——的专业水准,并得出“平远”舰的设计建造所达到的技术高度,使整个军舰研究线索清晰完整。这篇论文首发于马幼垣本人主编的《岭南学报》新第2期,十六开本的杂志,洋洋洒洒,篇幅长达五十六页。读到马幼垣的大作,我对他是佩服的。而对于自己忽略了长期专研福建船政历史的林庆元的研究成果,亦是甚感懊丧。林先生数年前过世,对我研究海军史多有帮助,回想初识是在1985年秋,我和沈渭滨师同在福州出差,专程去林府拜访。林先生人极敦厚诚挚,林师母特地下厨,为我们做了炒米线,此情此景,宛若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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